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场主要是在解放区。其中，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战争对人力物力的消耗是巨大的，内线作战使解放区承受着极大的战争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夺取战略主动权，使解放区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军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后，及时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战争就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这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研究者论及，但以往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战略进攻的过程及毛泽东的战略进攻思想，本文则试图着重从减轻解放区战争负担与以战略进攻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角度作出探讨。

一、内线作战使解放区承受巨大的负担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的特点是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进攻，人民军队实施战略防御，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内进行的。解放军进行内线作战的好处是熟悉地理环境，能得到解放区内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伤病员可以及时得到安置、粮食被服便于补给等。但是，战争对人力物力的消耗极大，内线作战使得解放区许多地方成为战场，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战争持续一年之后，人民军队发展到了近200万人，而解放区实际人口不到1亿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解放区存在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以东北解放区的北满根据地为例，这里共有1400万人口，据1948年初的统计，已出兵30万人、民夫10万人，在有些地方已占全部人口6%至8%。北满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城市人口，约400万人；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大约750万人，其中还包括老弱妇孺。而北满脱产的军政人员有30万人。这750万人要供给400万城市人口的粮食和30万脱产人员的吃饭穿衣，“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指1947年）征收公粮已占人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除东北外，其他解放区由于基本上没有大中城市，因而工商税收有限，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税。从各地农业税征收额占农作物产量比例看，1946年陕甘宁边区为8.9%，山东为10.53%，晋察冀边区为10.53%，晋冀鲁豫边区为12.3%，晋绥边区为12.75%，东北和热河约为20%。由此可见，除东北和热河达到20%外，其余各解放区农民的负担相对还不算很重。到1947年，战争给解放区农民造成的负担则明显加重。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下，人民军队主动撤出了一些城市，解放区的面积由此而有所缩小。如到1947年4月止，晋冀鲁豫解放区放弃的县城有46座，占全区120座县城的约三分之一多，解放区人口减少六七百万以上，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及豫皖苏5个地区全部被卷入战争。其他解放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另一方面，全面内战爆发后，各解放区不但停止了复员精简，而且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动员。战争第一年，人民军队从127万人发展到近200万人，增加了70余万人，增加的人员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和俘虏兵补充。前者大约50余万人，后者大约30余万人，二者相加有80余万人，而部队只增加了70余万人，中间相差的数字是战争造成的伤亡。这200万人的部队加上支前民工，对财政收入几乎全靠农业支撑、人口不足1亿人的解放区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如在1947年，陕甘宁边区农业税征收额占农作物产量的比例达到27.33%，山东解放区达到22.5%，晋察冀边区达到14.9%，这个负担已经比较重了。

同时，除了生产供给外，解放区农民还有比较繁重的战勤负担。如仅在1947年1月鲁南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的鲁南、鲁中、滨海3个区就有60余万名民兵、民工支前，出动担架6300余副、大小车15000余辆。当时农民负担最重的地区是敌人重兵进攻的地区。如陕甘宁边区90%的地区受到敌人的烧杀抢掠，土地荒芜360万亩，青苗被毁50万亩，边区农作物产量由1946年的54900万斤，下降到1947年的27000万斤。山东解放区原来拥有人口3100余万人，在敌人重点进攻时人口缩减到2200万人，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由于人口减少、军政人员增多，解放区农民负担自然相应加重，如果战争继续在解放区进行，将耗尽解放区的资源，不利于长期战争。有亲历者回忆那段战斗时期说：“战争，不能继续在内线打了，再像前几个月那样打下去，不仅不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我们解放区也负担不起。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的费用平均要用3000多斤小米，“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此时已经在战略上将这场战争从自卫战争定义为全国解放战争。如果只是一场自卫战争，那么或许可以继续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但若要实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则显然必须转向外线作战。此外，经过一年的战争，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这种壮大不单是部队规模的扩大，而且经过实战锻炼，广大指战员技战术水平大大提高，同时通过战场缴获，除了没有空军和海军外，人民军队陆军野战部队的装备大大改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士气也随着战争不断胜利而愈发高昂。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还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所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意图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达到制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目的。直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强行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将谈判大门彻底堵死，中共中央才下决心通过战争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胡乔木回忆说：“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到这时，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内战方针不可改变，另一方面人民军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正确的作战方针，已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38个旅，这就证明“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主要听取从南京回来的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的报告。这时，国共谈判已经完全破裂，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半年，毛泽东对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已经心中有数。因此，他在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用10到15年打倒蒋介石。他还说：“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他。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也是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从全局上明确提出战略进攻的问题。

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1月的作战中，人民军队歼灭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218个旅的四分之一强。国民党共有正规军248个旅，这218个旅占国民党军队正规军总兵力的近90%，而留在后方的仅30个旅20余万人，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很难再从后方调动更多有战斗力的部队向解放区进攻。一些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后来又以原番号补充恢复，但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鉴于这种情况，1947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1947年4月14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生俘代旅长麦宗禹。18日，新华社发表《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认为羊马河战斗的胜利是西北战局的转折，“全国战局将从此全面地起转变”。毛泽东在修改社论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这就公开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时机问题。同年5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的社论。在为社论作修改时，毛泽东又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战争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这个反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速胜的观念是不对的，无论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要作长期的打算，在长期的全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

从这时开始，组织战略进攻被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六月一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让刘邓大军“出中原”，一个“出”字，预示着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即将发起。

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就全军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致电林彪、罗荣桓等，更加明确地提出，人民军队经过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而且“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因此，战争第二年人民军队的作战任务是：“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他还提出：“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这就为战略进攻谋划了明确的路线图。

对于为什么在战争进行一年之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8月11日和8月2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等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分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毛泽东在这里对为什么必须及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同年9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1947年6月30日，经过休整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人，在山东鄄城县的临濮到阳谷县的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起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歼敌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疾进，并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地区，开始经略中原。紧接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于8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后，于9月下旬进入豫皖苏平原，实施外线作战。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兵团（1948年改称山东兵团），从10月初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8月下旬，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9月初，晋察冀野战军对平汉线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从9月起，东北野战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由此，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目标。

三、战略进攻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说过：“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在解放战争第二年刚刚开始之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之所以由刘邓大军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是因为“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时候进行战略进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之所以是“恰当其时”，“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而“迟了就要犯错误”，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如果不在此时及时转入外线作战，解放区就难以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巨大负担。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苏区时曾问周恩来：“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周恩来回答说：“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还说：“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陈毅也认为，“蒋介石这个人懂得战略”，并对蒋介石为什么要把战争引向解放区和解放军、为什么要对解放区进行战略进攻作过生动而又深刻的说明。他说，“蒋介石的方针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保证吃饭、筹草、抓壮丁、搞鹿砦一切都出在解放区。毛主席讲：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使他的管区不受战争影响，或付出的很少，这样支持三五年，则不愁解放区不垮。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我们一百多万军队，蒋介石二三百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吃他三年五载，双方五六百万人，光屙屎一天也要屙五六百万堆。你能俘虏，可是俘虏也要吃，俘虏过来的第一天马上就要解决伙食问题。所以去年我们这一反攻，带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到‘蒋委员长’头上。”陈毅还形象地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比喻为“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他说：“过去打仗在解放区，用解放区的骨头熬解放区的油，把山东吃得精光，现在这个大包袱，加在蒋介石头上，叫他尝尝滋味。”这段话对及时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大意义，作了十分透彻的解释。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各个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与战争长期在根据地内进行，导致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根据地本来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即使反复进行有效的动员，也无法支撑长久而规模巨大的战争。以内线作战进行战略防御，在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但是，战略防御如果时间过长，防御的一方就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消耗。全面内战爆发之时，虽然解放区人口、面积、人民军队的数量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和红军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队相比，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主要城市和工业基础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只有组织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局面，赢得战争的胜利。

后来的历史证明，及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远见。“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全局性的变化”，也是人民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根本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个决策作出半年之后，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就此评价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1947年下半年相继转入战略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把战线伸展到长江一带。正如朱德所指出的：“这就破坏了蒋介石以反人民内战毁灭中国人民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把革命的火焰引向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根据地，从而在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进了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

1947年下半年，人民军队各野战军相继转入战略进攻，不但收复了全面内战开始之时一度被国民党占领的地区，而且开辟出广大新解放区。到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继续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在进入战略进攻的一年内，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2万人，收复和解放了3700万人口和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164座城市。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1.6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为同国民党军队展开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指出：“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能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打倒一开始在规模数量、武器装备上均占明显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分不开的。在战争进行一年之际及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善于判断大势、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的高超水平和决策能力，也充分体现了各战略区领导人对中共中央决策的准确理解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正是由于抓住恰当时机组织战略进攻，人民军队才能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解放区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扩大了解放区，进而在蒋介石计划收缩兵力又举棋未定之时及时发起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地区，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