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12年，31省、区、市五年大考。

　　5年间，中国大陆地区GDP超过万亿元的省份从2008年的13个，增长到2012年的24个。与2011年6省份一同迈入GDP“万亿俱乐部”的浩大声势不同，2012年，仅有云南一省成为新晋GDP过万亿的省份。

　　2008—2012年，除西藏GDP年平均增长为9.67%外，其余30省份都在10%以上。以宁夏、安徽、陕西、四川、内蒙古、云南、贵州等为代表的中西部省份，发展速度名列前茅。而以广东、浙江、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东部省份，GDP增速排名靠后。以GDP增长为指标，各省份在保增长的考试中可谓成绩斐然。若从增长的质量观察，区域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

　　自2009年起，《中国经济周刊》旗下的中国经济研究院依据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提出的计算公式，连续4年推出“各省、区、市GDP含金量(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即‘幸福指数’)排名”。通过这项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近年来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增长情况。

　　令人欣喜的是，2012年，全国GDP含金量平均值达0.395，创历年来最高纪录。与2009年相比，全国的GDP含金量已平均增长2.27%。其中，19个省、区、市GDP含金量比2009年有所提升，上升的省份占61%;两个省份持平，10个省份相对下降。

　　2012年31省份GDP含金量大排名

　　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初步核算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这一速度已是进入新世纪以来GDP增长的最低速度，但仍然领跑全球。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用“稳中有进壬辰龙”评述去年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并指出，面对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复杂环境，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较快，经济结构有所优化，各项民生和社会事业稳中有进。

　　两会前夕，各省、区、市的成绩单也纷纷出炉，《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显示，2012年，随着云南省GDP迈入万亿大关，31个省份，已有24个进入GDP“万亿俱乐部”。

　　多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经济学家对2012年的GDP增长情况表示满意。但他们仍然指出，我国GDP增长质量有待提高，GDP的含金量应进一步提升，民生、环保等关系居民生活幸福的含义应更多地被经济发展包含。

　　GDP含金量是什么?简而言之，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越多，生活水平也相应越高，GDP的成色越足。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所言，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GDP的含金量，否则，单纯的GDP增长是毫无意义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GDP含金量如何计算?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算法。曾任山东电力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的崔健伟，2005年在《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人类社会进程方程式，用来测算居民的年购买力。

　　《中国经济周刊》引用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计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数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人均GDP”值，由“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统计学专家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近似值。

　　杨开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GDP的含金量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真正满足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有很多，最主要的是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有多少，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GDP的增长要能够同时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

　　沪京粤：GDP含金量保持三甲

　　宁夏进步快，津黔藏指数回落

　　《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为期3个月的专家调研、统计、计算，从全国31个省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月25日)中计算得出全国各省份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即“GDP含金量”。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海南、江西、云南、安徽、重庆、贵州、黑龙江、福建、广西、宁夏、山西、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甘肃、辽宁、天津、河北、河南、吉林、山东、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三甲与2011年相同。

　　数据还显示，GDP总量排名靠前的，GDP含金量却并不一定靠前。2012年GDP总量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的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3位、第19位、第26位、第4位、第24位。山东、河南的GDP总量虽然靠前，但GDP含金量却靠后。

　　浙江与去年一样，GDP和GDP含金量均排在第4位，与连续两年GDP和GDP含金量分别排在第1和第3位的广东，成为仅有的两个GDP总量与GDP含金量都名列前茅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云南的GDP总量排名在全国虽然靠后，但是GDP含金量排名却分列第5位和第7位。

　　2012年GDP含金量排名与2011年排名纵向比较看，宁夏由去年的第23位跃居至2012年的第14位，进步9个名次，进步最快。

　　对比2012年和2011年各个省份GDP含金量的数值，只有天津、贵州、西藏2012年的数值比2011年略有降低，其他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普遍都有上升。

　　杨开忠认为，这是由这3个省份2012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它们的GDP增速高，且以资本密集型大项目为主要推动力。

　　杨开忠认为，北京、上海、广东3个省份的GDP含金量之所以能够排名靠前，这跟3个省份总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排名都比较靠前。GDP含金量的计算跟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从概念上理解，居民收入是居民从各种来源所取得的现期收入的总和，不但包括个人提供生产性劳务所取得的收入，而且也包括转移支付获得的收入。

　　居民的收入来源有4个方面：一是工资性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三是经营性收入;四是财政转移性支付。在北京、上海、广东这3个地方，工资性收入相对比较高，老百姓参与经营的机会比较大、程度比较深，财产性收入也比较高，包括房屋出租、股票的投资等，肯定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再加上这3个省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转移性收入也不低，体现在以上4个收入来源方面都比较高。

　　而江苏、山东虽然GDP总量排名靠前，但GDP含金量靠后，杨开忠认为这跟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方式密切相关。相比而言，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都比较发达，并且广东的消费比较高，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拉动比较多，表现出的居民收入会高一些。而江苏和山东两省的发展，更多是依赖投资拉动。

　　含金量总体上升，但区域之间仍不平衡

　　三个因素促成含金量上升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定为7.5%，并表示，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这反映在GDP含金量的统计数据上，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GDP含金量指数整体上有所提升。

　　杨开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GDP含金量的总体提升有几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国家在战略上强调GDP增长跟居民收入要实现“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最直接导致今年GDP含金量比2011年高的原因。二是客观的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比如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由于劳动力稀缺性显现，导致劳动力报酬、工资上升，这样老百姓的可支配性收入就会增加。三是跟减轻税负有关。

　　“所以，有客观性因素，也有经济内在的规律，还有政策性因素的作用，而且我相信这在未来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杨开忠说。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含金量的提高，说明老百姓收入提高了，克服了国家过去在大分配过程中，过于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比较低的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刘戒骄认为，含金量的整体上升是因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有些企业面临一些压力，市场作用以及企业兼并重组使之淘汰了一些，同时群众对污染等问题的关注，也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同省份之间GDP含金量指数差异加大。2012年GDP含金量排名第一的上海与排在第31位的西藏，两者差距超过0.3.

　　赵振华认为，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还不够协调，经济增长的分布还不够均衡。

　　北京、上海更多地依靠第三产业，中西部地区这两年增长率虽然比东部高一些，但更多地是靠第二产业。产业增加值上去了，但效益还比较低，在收入分配上，老百姓得到的增加值比较低，所以GDP含金量比较低。

　　事实上，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全国经济增速减速的时候，落后省份依然有很高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热情。

　　有统计发现，在2013年各省份两会中，有24个省份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而国家“十二五”提出的年均增速目标为7%。

　　在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2012年和2013年文件中亦频频出现大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杨开忠认为，现阶段，从促进投资来说，基础设施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正常的现象，也是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要求。

　　马蔚华代表：有质量的GDP更重要 应重视小微企业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日前表示，转变经济方式要注重GDP的增长速度，但更要注重GDP的质量和内涵。在两会期间，他将上交一份提案，建议重视大量小微企业科技创新。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保持9.8%的GDP增长速度，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但现在人口红利、出口市场、储蓄增长、资源环境和土地等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具有现实意义。”马蔚华委员说。

　　他认为，要注重GDP增长速度，但要有质量有内涵。“我记得美国的GDP在1995年达到7.4万亿美元，我们是在前年接近这个数字。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每年的GDP增长就只有3%左右。我国的GDP如果达到7%，但有质量和技术含量，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关键是从现在开始，应该为GDP质量奋斗。所以，他今年提出的一份提案是建议在全力发展大型科技项目和新兴产业园外，也要重视大量小微企业科技创新。

　　像今天世界500强企业，雅虎、微软、思科等这些10年前都是小微企业。华尔街的风险资本成就了他们，他们现在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很大的企业。中国企业中很多的创新、专利67%都是小企业产生的，但这些小企业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融资困难。这些小企业都是轻资产，没有担保抵押，按现行银行的条件，融资确实有点难。

　　他建议对这些企业的轻资产法定上，可以让其作为银行抵押资产，而“物权法”应该有一些新的解释。他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给予这些企业贴息，银行支持小企业贷款，给予风险资金，一旦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风险资金缓释。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成长性小企业成长起来，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进程也会快起来。

　　他介绍说，招商银行这两年“以客户加地方政府”的合作方式，选择一大批科技含量比较高、成长性好的小企业，推荐给股权投资基金，这些股权投资基金也渴望能够得到这些项目，地方政府也都很支持。资金缺口由招商银行采取贷款或发债方式解决，帮助IPO或者兼并重组。“去年推荐了将近6千到7千家，我们准备做2万家。其中有100多个已经成功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我觉得这一项对科技进步贡献非常大，对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也是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

　　委员小资料：

　　马蔚华，男，1949年6月出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吉林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1986 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荣誉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招商银行董事、行长，吉林大学董事会董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网)

　　八成省份GDP目标增速超10% 防止“带毒的增长”

　　一边是肩负增加百姓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各地经济仍需保持较快增速，另一边却是多地资源、环境正在遭受严重伤害，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牵动此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心。

　　八成省份GDP目标增速超10%

　　“以往各地的发展经验表明，过快的经济增长会给环境和资源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各地追求GDP增长的冲动依然较强。

　　全国31个省区市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情况显示，有24个省区市将GDP增长目标定在10%以上，所占比例接近八成，其中，增速定在12%以上的达到11个，13个省份将GDP增长目标定在10%。

　　相比之下，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目标是7%;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实际GDP增速为7.8%。

　　从地区分布看，目标高的省份多数位于中西部，增速定在12%及以上的11个省份中，有9个是西部省份;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几个省份，增速目标较低。

　　“各地情况各有不同，相对而言，中西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确实比较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速目标定得较高的省份，投资增速目标往往也较高：全国有20个省区市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其中有一些西部省份将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在30%以上。

　　资源、环境hold得住吗?

　　6亿人口受雾霾影响、九成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这再次警醒人们，旧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能再走下去，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已经难以为继。

　　“当前的经济增长红利是建立在牺牲环境基础之上的。”唐子来委员指出，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建立在不付或者只付出极低环境、社会成本之上，短期看，经济获得较快增长，但长期将无法持续。

　　无法回避的是，传统发展模式下，一些地方往往提出高增长目标，然后通过各级政府全力招商引资、大上项目来实现。代表委员纷纷指出，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投资消费失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脆弱、各项成本攀升、出口疲弱的新情况下，已经没有出路。

　　低质量的GDP高增长被一些人形容为“有毒的增长”。盲目追求速度，“重”结构、“松”管理、“轻”处罚……一度粗放发展的模式和淡漠的环保观，让国民和国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土地一旦被工业废水废气污染和毒化，就再也无法恢复到原初状态或转做他用。之前被计入GDP数字的土地收入和企业产值，相当部分并不构成真实财富，反而是社会财富的毁灭。

　　谈及污染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忧心忡忡，他说，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一些中西部地区引进不少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释放的包括重金属在内的污染物，已经对环境造成伤害。

　　更可怕的是，一些粮食主产区从发展经济的愿望出发，也引入了有重金属污染的产业和企业，“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约束，将来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徐旭东委员说。

　　“不要带毒的增长”

　　谈及经济和环境的关系，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无一例外都表示反对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资源环境承受力的做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说，我们要的经济增长，应当建立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是惠及民生的而不是片面追求速度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

　　“今年虽然仍要稳住经济增长速度，但更主要的问题是提高质量和效益，把工作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惠及民生、深化改革上。”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连介德说。

　　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公众健康，这三方利益如何平衡，也越来越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地方执政能力的提高应该体现在对发展观认知的改变，社会更应该追求生态文明的“绿色文明”。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应建立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将污染物排放总量纳入国家约束性指标。

　　徐旭东委员则呼吁，制定强制法规禁止一些有重金属污染可能的产业和企业进入粮食主产区，已进入粮食主产区的企业应尽快搬离。他同时建议，取消用工业发展指标考核粮食主产区领导干部，而改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指标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