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新旧动力切换的关键期。传统增长动力正在减弱,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稀缺,投资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依赖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难以持续。新动力正在孕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取得显著成效尚需时日,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还未最终形成。新旧动力切换、新老产业交替、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并存,导致短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二)投资增长仍面临诸多制约
今年以来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成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企业销售比较困难,盈利前景不佳,导致其投资意愿不高;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和市场基本饱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较多,投资机会较少。虽然政府加快了项目批复进度,但投资到位资金不足仍是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之一。前8个月,投资到位资金累计增长6.8%,与一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施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同比增长5.1%,比一季度、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9和6个百分点。
(三)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当前,国内企业和地方政府杠杆率仍然较高,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盈利下降等背景下,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值得密切关注。银行业新发生不良贷款增长较快,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75亿元,不良贷款率1.5%,较上年同期上升0.42个百分点,不良率上升压力较大。目前,银行业新发生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去年底以来沪深股市经历了大幅上涨,今年6月中旬之后出现连续大跌,股市大涨大跌和过度调整不利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
(四)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较为突出
随着经济放缓和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在收入放缓和支出刚性“两头挤压”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不断凸显。2014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4万亿元;2015年,地方政府到期债务为1.86万亿元不包括2013年6月至今新增的部分 ,国务院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万亿元。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已做了置换安排,但未来仍将面临集中到期,偿付压力及相关风险值得关注。
政策建议
(一)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确保新旧动力的平稳过渡
在新旧动力切换的关键期,政策要继续保持宽松取向,特别是要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任务,为经济新动力的成长和经济转型赢得时间。
深入推进各项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力度,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搭建科技、产业、信息等技术共享平台,鼓励国家创新平台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线开放。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等研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应用,推动互联网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的加快形成。
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等方式,促进企业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入,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创新投贷联动、股权众筹等融资方式,发挥国家创投引导资金的作用,推动创新型企业发展。
(二)货币政策要稳中有松,注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重
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需要和Shibor、外汇占款等重要指标变动,利用美联储加息前的窗口期择机选择降息、降准等,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低位平稳运行。
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创新抵押品管理框架,及时补充基础货币供给缺口。综合运用定向降准、MLF、PSL等结构型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公共产品和服务等领域的支持。加快培育货币政策基准利率的有效传导体系,增大金融机构各期限、各品种金融产品的发行力度,特别是能够有效连接短期利率与中长期利率的国债、CD(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放宽不良贷款核销限制,扩大不良核销税前列支优惠范围。
(三)缓解资金不足和地方积极性不足的约束,从投资体制机制上激发投资主体活力
推进和落实3.2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完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定价机制。重点督促和监测局部地区债务风险化解,加快建立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等,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妥善解决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有效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
进一步落实前期减税清费政策,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税收的稳定与调节功能,落实和完善结构性减税和收费清理政策,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推动消费税、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尽快研究出台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指导意见。
着力增强地方主动作为、勇于作为的积极性,为大力推进重点基建项目和民生工程创造良好条件。提前下达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计划,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推进财政存量资金的统筹使用,增加政府合理有效投资,保障基建和民生等重点支出项目的资金落实。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类投资引导基金,发挥财政支出基金化对社会资本投资的拉动作用。推广设立PPP融资支持基金,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向PPP项目转型。
(四)围绕“一带一路”打造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新空间,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高端装备走出去
充分考虑全球贸易面临的困难和复杂性。当前,全球贸易低迷,主要经济体贸易均出现下滑,中国进出口同样比较低迷。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 已经达成协议,“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也正在谈判中,这些全球经济贸易新规则可能对中国外贸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全球价值链发展遇阻,贸易深化动力削弱,全球贸易增速难以随经济复苏而恢复到危机前两倍于GDP增速的水平。充分认识全球贸易困境是合理设定外贸增速目标、做好外贸平稳增长任务的基础。
抓好前期政策落实,着力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展机遇,拓展大型成套设备及相关货物服务出口空间;着力与沿线国家开展集群式产能合作和产业投资;鼓励地方政府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保税区等工业园区,实现与国内园区充分对接、优势互补;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双边FTA(自由贸易区)和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以发挥价值链综合优势推动中间品进口替代为突破口,推动外贸结构升级。未来,我国可以发挥价值链综合优势实施进口替代,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价值链环节从国外转向国内,提高出口商品资本技术含量。培育一批重点内外贸结合商品市场平台和综合服务企业,为出口转内销着力降低政策壁垒,帮助我国大量外贸企业改变在国内市场无渠道、无品牌、无内贸订单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