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在２０１５年都面临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前三季度实现６．９％的增长，为世界经济新增部分的贡献率达到３０％，但仍面临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压力加大、相关领域改革面临阻力等复杂形势。

　　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在此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要在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２０２０年实现经济总规模和城乡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的目标。“而要实现翻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至少要保持在６．５％以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上周在出席凤凰财经年会时称。

　　中国经济势必要走平衡发展之路，而当务之急是，在确立较为合理的经济增速的前提下，６．５％得到了更多专家的认可，应对当前可能出现的通缩及产能过剩做出进一步的调整。

　　笔者前不久曾去西部省份调研发现，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正是当年四万亿政策刺激之后的行业，这其中，国有企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北京大学教授卢锋把ＰＰＩ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后发现，现在下降最厉害的恰恰包括在四万亿政策刺激之后增长相对过度的行业。通缩背后体现的相对价格的调整，实际上代表了过去的过度扩张。

　　一方面，过去支持投资扩张的重工业、投资品行业，现在面临很大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看病难、看病贵，孩子上学难。如果我们的供给没有规划、没有创新，那就可能是无效供给，从而导致产能过剩。需求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政府什么都想管，就什么都管不好，不如放松管制、放松准入、放松价格，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今年以来，很多地方的旅游业出现井喷式发展。伴随着社会发展，当基本温饱实现之后，自然会有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包括医疗、保险、旅游、教育，都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这自然就有了平衡的过程。最终我们要开放市场，但必须清除那些扭曲的机制，包括政府隐性担保、僵尸企业等。

　　一位地方政府官员曾对笔者说：“当地一家大型国企，日子好过的时候，工资发得高，扩张得也快。但市场一旦不好，就伸手向政府要钱、要补贴。政府的刺激政策，往往助长了企业的不良之风。”

　　从未来五年的发展看，我们要思考如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找到地方的有效需求，如何在投资时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些地方明明路还没修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就要投建一个大厂房。有些城市的地质条件明明不适合修地铁，却偏偏要开挖，成本比其他城市高出许多。其实这都是不必要或低效的投资。

　　值得各地深思的是，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能不能有效地进行改革，这是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但未来需要有决心、下大力气去改革。在现实中，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只要是对当地经济影响较大的企业，都会被政府保护起来。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要实现公平发展、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西部有一家生产铝的企业，前不久停产了，和地方政府谈判，如果电费下降就留在当地，如果电费不变就搬到电价更低的省份去。这其中，地方政府也感到太多的无奈：过剩的产能需要淘汰和升级，但却缺少新的产业支撑。

　　用经济学者胡释之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真正的增长只能来自于结构性调整，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来自于改革。市场的力量肯定是调结构的力量，有的企业要死，有的企业要生，创新的企业要活起来，僵尸企业会在市场中被淘汰，只有通过市场来调结构，使资源效率提升，经济增长才有扎实的基础。”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的改革之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２０１５年，有几位当年参与改革的老人相继离去，我们在缅怀的同时，更要踏着先辈的改革之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曾说过：“杜润生老先生当年带着一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想法就愿意听，有道理的就去试，最后就出现很好的结果。”

　　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出现障碍，就停滞不前；也不能因为看不清楚前路，就不敢设计和开放。当前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思想的火花碰撞，择优而选，并进一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促进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