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我国经济增长６．９％，是１９９０年以来的最低值。部分领域、部分地区的指标已经跌破底线，发电量、铁路货运量、进出口均为负增长，发电量自１９６８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下滑，用电量增速为１９７４年以来最低，铁路货运量连续４年下降，去年是降幅最大的一年。面对这种情况，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样的速度是否合理？如何让经济增长实现合理的速度？

　　我国六十多年经济工作的一个基本经验是：能实现协调发展、综合平衡的速度就是最快的速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的重要理念，这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发达国家在协调发展方面做得较好，但这是以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更大的不协调为代价的，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之后没有解决城乡、地区、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所以，能不能实现协调发展，既是对中国道路的真正考验，也是当前走出困境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协调发展和高速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这就好比开汽车，随着路况不同，速度快一点慢一点都是可以的，但是无论快慢，只要做到平衡、协调，乘客就会感到舒服，就不会有翻车的风险。相反，如果一个轮子动力再强，其他轮子阻力大，速度也上不去。经济发展也是如此，消费、投资、进出口、城镇化、新业态都是经济发展的“轮子”，如果人为地把哪个轮子加快，反而有可能欲速而不达。前些年有些干部觉得抓招商就是思想解放，抓农业、抓民生就是思想保守，现在有的地方觉得抓互联网、抓服务业、抓城镇化就是思想解放，抓扶贫、抓传统产业、抓“三农”就是思想保守，这些都不利于平衡发展。

　　协调发展本身就是增长动力。例如，三大产业内部的协调。服务业、互联网固然很重要，２０１５年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５０％，但是高水平的服务业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我国工业中低端产能过剩，但高端差距还很大，工业强基既要发挥中小企业作用，也要发挥国有大型企业在加强基础、集成整合创新方面的作用。否则，如果基础不稳，第三产业和各种新业态也发展不快。

　　再如，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看起来产值低、增长慢，但是农村是工业和服务业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要促进更多的资源、技术、特别是更多的人到农村去，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好，把农村的人气汇聚起来，把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好，这就会产生大量需求。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处理好城乡协调的问题，少数大城市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消费和投资主要是“体外循环”，都没有惠及农村，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再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事业，固然在短期能增加ＧＤＰ，但是如果这些费用过高，就会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加不确定性，提高经济运行的成本，最终阻滞经济增长。跨国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收入和资产、土地的分配公平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

　　要实现协调发展，就需要树立全局观念和辩证思维，避免从一个局部、一个部门利益出发的思维方式。去产能、去库存应注重去总量和调结构相结合，降成本要注意合理分配转型成本负担，避免向中低收入者转嫁成本，补短板要特别注重基础产业、基本民生和“三农”等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