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这其中的措施就包括支持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支持经开区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开发运营特色产业园，鼓励港澳地区及外国机构、企业、资本参与国际合作园区运营等。此次会议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的发展进行专门部署，近年来十分少见，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有利于推动我国特殊经济区域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促进以创新为引擎的对外开放。

利用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在局部地区创造仿真的国际环境，探索经济发展经验，取得成效后便把这种经验推向全国，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的经验之一。用当年参与过天津开发区建设的中非泰达原董事长冯兆一的话说就是：“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我们建立的特区、工业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就是给我一个门缝，我就能撬开开放的大门！”

如今，我国共有219家国家级经开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均占全国10%左右，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占20%左右，主要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很大新潜力有待释放。对于高新区，更是成为企业争相入驻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选择入驻济南高新区主要是因为济南保税区在济南高新区。保税区对我们这样的进出口企业有巨大的政策优势，尤其是对于保税加工、保税仓储型企业有巨大便利。”济南宗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寇宗熙说，济南市高新区还通过定期与国外企业组织交流活动等方式，使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拓展到优质客户或供货商。

“改革开放以来，经开区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近些年其功能定位和政策支持力度有所弱化，自贸试验区、高新区等功能区域则吸引了更多关注。这次会议对经开区创新发展做出工作部署，经开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高级经济师揭昊认为，经开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目前还面临着以下挑战，必须转型升级。

从国际看，全球贸易形势动荡、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连续三年下滑，这对经开区、高新区倚重的外资、外贸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高地造成影响。从国内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资源环境约束、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如何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成为重要课题和共同挑战。

就我国各类特殊经济区域整体而言，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原重庆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王济光指出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在资源、信息、人才、平台等创新要素方面缺乏共享机制的引领；二是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围绕自身功能定位各自为战，在科技、产业、开放、体制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障碍；三是多数特殊经济区域存在产业定位重叠、交叉、空位现象，按产业链的分工融合缺乏科学统筹；四是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在动态发展中存在重特色、轻联合，重个性、轻互动，重稳健、轻贯通的“三重三轻”现象，区域之间的联合创新缺乏有效的联系纽带；五是科技金融在不同特殊功能区之间的受重视程度和作用方式不尽相同，没有形成以金融为核心的创新风险识别、估测、评价、控制和化解机制；六是创新支持政策在各特殊经济区域之间缺乏通用性体制基础，创新生态环境的培育亟待增加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七是科技功能区和开放功能区边界划分等于划地为牢，致使两者间有机融合不足，尤其是开放对创新的引领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以开放为动力的创新区域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缓慢。

在王济光看来，针对以上问题对症下药，有利于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形成共振效应，从而进一步促进其产业创新、对外开放。

“这些园区通过发展‘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放大辐射带动效应，共同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在园区定位上分类指导、特色发展，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园区集群、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在企业主体培育方面将涌现出更多隐形冠军、独角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加大引资引智引技力度，推动协同创新，引领融合发展。”揭昊分析说，未来我国经开区和高新区等特殊经济区域走向融合发展将是大趋势。例如，自贸试验区不仅在数量上可能扩容，在功能设计上也走向“制度创新试验田+特殊经济功能区”。经开区、高新区从过去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载体，未来还将在部分功能区域逐步内化到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创新中。

揭昊还说，多地都在推动“双自联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形成开放、创新双轮驱动的良好发展态势。